当前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下，我国积极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，在全球能源体系变革中发挥了推动与引领作用。这既是我国节约资源、保护环境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，也是适应当前应对气候变化、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战略选择。 

　　推进能源变革，实现经济转型，是我国在新形势下顺应世界发展潮流，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。我们要统筹国内和国外两个大局，进一步推动能源变革，走上气候适宜型低碳经济的发展路径。 

　　文丨何建坤 

　　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、清华大学原常务副校长 

　　2030年前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速度需提至4%-5% 

　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进程，已进入全面落实《巴黎协定》的实施阶段。协定的迅速达成与生效，体现了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广泛共识及强烈政治意愿，是以各国提出的国家自主减排目标和行动为基础，所开展的自觉、自愿合作。 

　　然而，按照各国目前的行动，要实现“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℃之内”的目标仍面临很大挑战，其排放路径还有150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缺口。如不加大减排力度，未来必将付出更多行动、更大成本。 

　　紧迫形势下，尽管会出现各种挫折及障碍，全球能源的革命性变革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却不会逆转。而能源体系变革，正是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，管控气候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。 

• 　　一方面要大力节约能源，提高能源效率，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费量； 

• 　　另一方面则要加大能源体系替代，用新能源、可再生资源替代化石能源，实现能源结构低碳化，用能源变革促进经济转型。 

  

　　不过同时，随着经济社会持续发展，能源需求不可避免会有所增长，二氧化碳排放也将进一步增加。而保护全球气候，却又要求我们尽快大幅度地减少二氧化碳排放。在此背景下，要统筹经济发展与保护全球气候，实现两者共赢的目标，核心正是推动能源体系变革，大幅度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及二氧化碳排放。 

　　笔者认为，要实现《巴黎协定》目标，从现在起到2030年前，必须尽快把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速度提高到4%以上。目前，全球的平均下降速度仅为1%，发达国家也只有2%左右，而我国达到了4.5%。我国同时提出，到2030年，单位GDP二氧化碳强度比2005年下降60%-65%的自主贡献目标。 

　　根据预测，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在2030年将达4%-5%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速度需大于GDP增长速度，才能抵消由GDP增长所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。也就是说，要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，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的下降速度，到2030年前也要提升到4%-5%左右。对此，我国提出了“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”理念，以创新驱动实现绿色发展、循环发展、低碳发展，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。 

　　推动能源体系变革,需在供给侧大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 

　　经济发展新常态下，我国正在积极转换发展动能，转变增长方式，调整产业结构。高耗能产业的比例不断下降，高耗能产量趋于饱和并开始下降。 

　　在此情况下，能源需求增速得到进一步放缓。2005-2013年能源消费增速为年均6%，而2013-2016年的平均增速已降至1.5%。同时，非化石能源保持着增速10%左右的增长。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量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新增容量和新增投资，均居世界前列。缓慢增长的能源总需求可由新增的非化石能源供应来满足，在化石能源供应基本平稳的基础上减少煤炭消费，促使二氧化碳排放趋于稳定。 

　　在笔者看来，随着未来经济增速趋稳，能源消费弹性可能出现反弹，二氧化碳排放或将缓慢增加，但不可能再出现2013年之前的快速增长局面，为尽快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达峰创造了有利条件。 

　　为支持我国提出的自主贡献目标，国家发改委、能源局也发布了《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（2016-2030）》，更明确地提出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非化石能源跨越式发展目标。特别强调，未来非化石能源发展的两个“50%”： 

　　☛☛到2030年，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总发电量的50%，即意味着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达25%左右； 

　　☛☛到2050年，一次能源总消费中有50%以上来自非化石能源，即意味着非化石能源发电占总电量的70%-80%。这也为建立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指明了方向和目标。 

　　而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，还需在供给侧大比例发展非化石能源。即大力发展风电、水电、光伏发电、核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，及天然气等零碳和低碳能源，能源消费的增量需求主要依靠增加清洁能源供应。 

　　如要实现2030年非化石能源的发展目标，非化石能源装机量届时将超过13亿千瓦，大于美国当前全国总装机容量水平。在此基础上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的占比将快速下降，到2020年约降至58%，2050年将低于20%。 

　　然而就目前情况来看，煤炭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我国主力能源。因此，还需进一步加大煤炭的清洁和高效利用，发展煤发电和煤化工利用过程中的二氧化碳捕捉和埋存技术，为实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目标，及到本世纪下半叶实现零排放做好准备。 

　　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将政府作用与市场力量相结合 

　　能源战略不仅保障供给，同时要引导和调控需求。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，还需在消费侧控制能源消费总量，特别是控制煤炭消费总量。 

　　现阶段，我国总体能源需求的增长比较缓慢。借此时机，还需努力降低煤炭消费，特别是煤炭的终端利用，进一步减少散煤使用。 

　　目前，燃煤电站多已采取较好的脱硫脱硝措施，同样消费情境下，散煤所排放的常规污染物是燃煤电站的十几倍到几十倍。减少煤炭终端利用的数量和比例，还需大力推进以电代煤，增加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使用。按照电热当量计算，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，预计将从2015年的22%增至2030年的30%左右。 

　　另据计算，2013-2016年，我国能源消费年均增长为1.5%，而电力消费年均增长约为4.2%。未来的煤炭发电将基本趋于饱和，并开始下降，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发电的情况下，新增发电量可基本由非化石能源来满足。由此，在发电侧增加非化石能源发电，在终端用电力取代散煤，将使未来电力增长高于总的能源需求增长，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比较好的市场空间。 

　　当然，仅靠市场作用是有限的，很多领域可能出现失灵，这就需要把政府的作用与市场的力量相结合。 

　　一方面，加强中长期低碳发展的目标导向。对此，我国已公布2030年能源革命战略，并着手研究制定到2050年的温室气体低排放战略。 

　　另一方面，要把低碳发展和能源变革的核心指标纳入中央及各省市发展规划中，并作为约束性目标来强制执行，制定各种能效和排放标准，以多种政策组合，包括财税金融支撑体系建设等来支持我国形成低碳发展的制度保障。这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。 

　　总体来看，当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紧迫形势下，可通过能源转型走上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，实现减排二氧化碳与可持续发展的双赢。对内，积极推进能源变革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型；对外，主动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，促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成合作共赢、公平正义和共同发展的制度体系。